2024年12月，重慶的深冬寒意刺骨。當我第一次在會議室攤開那疊厚度超過半米的案卷時，卷宗封面上“韓國B公司訴A公司抽逃出資糾紛案”幾個字，像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心頭——這不是普通的商事糾紛，而是一場橫跨中韓兩國、涉及八起關聯訴訟、裹挾著五年恩怨的法律攻堅戰。彼時，誰也沒想到，這場看似必敗的官司，會在半年后成為最高人民法院示范庭審的經典案例，更沒想到我們能在證據鏈殘缺、跨境程序梗阻的絕境中，為當事人拼出一條“絕地反擊”的生路。

   1     迷霧深陷：接手案件時的代理困境

案件的核心爭議圍繞著6億元注冊資本的流向展開。2016年，A公司通過“認購韓國B公司股權→B公司注資上海C公司→A公司直接注資C公司”的閉環結構，與韓方共建合資企業。但2018年合作破裂后，韓方突然翻出上百筆資金往來憑證，指控A公司利用“委托理財”名義，通過關聯交易抽逃出資。

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將其列為示范庭直接提級審理，正是因其觸及三大疑難法律命題：跨境資金安排的合法性邊界、關聯交易中“協助抽逃”的認定標準、中外合資企業章程的解釋規則。這些爭議點的模糊性，使得案件在審理初期就陷入“公說公有理”的僵局。

當團隊開始梳理這些案件材料時，才發現這是一個精心編織難以攻破的“證據困局”：每筆資金流轉都使用集團財務OA，這成了韓方指控A公司的集團公司和高管“協助抽逃”的關鍵證據。

如何穿透這些表象，還原交易的商業本質？如何為涉案的資金往來找到合理合法的“出口”？如何能夠消除A公司使用集團公司OA即構成抽逃的“有罪推定”？這成了我們必須破解的一道道難題。

   2     抽絲剝繭：在證據與邏輯中重塑事實

為厘清真相，團隊啟動了“逐字逐句審協議、一筆一筆記流水”的攻堅模式。來自上海、重慶和成都三地的專業團隊分別代理本案的三個被告或第三人，開始了為期半年的“集中修煉”。正是這場我們中豪律師集全所之力的攻堅戰，讓客戶在絕望中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。

（一）財務解碼：從審計報告里挖出的“隱形防線”

團隊里的曹律師是第一個發現關鍵線索的人。他接觸案件將近兩年，把C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來的所有審計報告按季度拆解，認為A公司雖將資金轉入關聯企業，但并未私自占用資金，而是進行了“理財行為”，相關債權并未滅失，不應作為抽逃行為。

這個發現像一道閃電劃破迷霧——韓方指控“抽逃出資導致C公司資本不實”，更關鍵的是，部分理財產品的購買記錄顯示，韓方派駐C公司的董事李某曾在2017年的董事會上簽字確認過類似投資方案，這成了反駁“不知情”指控的重磅炸彈。隨后，客戶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出具的審計報告也和上述觀點印證，清晰顯示從2016年到2024年，C公司的凈資產從未低于6億元注冊資本，所謂“抽逃”根本沒有造成實質損害。

（二）法律穿透：在公司章程里找到的“程序漏洞”

團隊鄭律師在仔細研讀上海C公司的公司章程后，發現了一個被所有人忽略的細節：“關聯交易的審批程序”條款中，僅規定“重大關聯交易需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”，卻未界定“重大交易”的標準。“這就是關鍵！”鄭律師在討論時激動地敲著桌子，“韓方現在指控的三筆交易，金額分別是1.2億、0.8億和0.5億。但根據章程，他們從未與中方約定過具體標準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找到的2017年董事會紀要顯示，韓方董事全程參與了類似交易的決策，當時他們可是投了贊成票的！”

這個發現讓我們重構了抗辯邏輯：不是中方違反程序，而是韓方選擇性適用規則。

（三）可視化敘事：讓復雜交易“說話”的圖表藝術

在準備庭審的日子里，團隊制作了數十張可視化圖表。制作這些圖表的過程，堪稱一場“細節強迫癥”的修行。團隊助理為了確定箭頭的顏色和構圖樣式，前后修改了18版；我們甚至專門咨詢了法學審判專家，了解如何通過圖表布局引導閱讀重點。

這種可視化呈現，在后來的庭審中發揮了奇效。后來我們才知道，合議庭在庭后評議時，多次對引用圖表中的數據來論證事實的方式表示了贊許。這讓我們深刻體會到：在復雜案件中，好的圖表勝過千言萬語。

   3     破局之道：從個案實踐到爭議解決的思考

通過本案的辦理，讓我對跨境商事爭議解決有了更深的體會：

（一）細節約定是跨境合作的第一道防線

本案的教訓在于，合資協議不能停留在“出資+技術”的簡單框架，必須對關聯交易審批、資金監管、爭議解決等進行“場景化”約定。比如，明確委托理財的決策權限與流程，就能從源頭減少規則模糊帶來的糾紛。

（二）證據呈現需要“專業+敘事”的雙重能力

復雜案件中，堆砌證據只會讓法官陷入信息迷宮。我們的經驗是，用時間線串聯關鍵事件，用圖表可視化交易結構，用對比法凸顯行為合理性。尤其在涉外案件中，清晰的邏輯框架能幫助法官跨越文化差異，快速理解交易本質。

（三）團隊協作是重大爭議解決的核心競爭力

本案的順利推進，離不開公司法、財務、跨境法律等多領域專家的協同。公司法專家拆解法律要件，財務顧問梳理資金流向，涉外團隊處理證據翻譯，庭審專家把控攻防節奏。這種“法律+行業+技術”的立體化分工，讓專業優勢在協作中產生了倍增效應。

 結   語 

回想庭審結束那天，審判長沈紅雨法官說的那句話：“商事糾紛的解決，最終是為了讓企業能輕裝上陣，往前看。”是啊，無論是訴訟還是調解，無論是勝訴還是和解，讓當事人擺脫糾紛的羈絆，重新專注于經營發展，這才是法律人應有的追求。

這場歷時八年的跨境爭議，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商事訴訟的復雜與艱難，也照出了法律人的堅守與成長。它讓我們明白：在跨境商事爭議的迷霧中，只要有專業的積淀、團隊的協作、細節的把控，再難的案子也能找到破局之路；而在利益與法理的博弈中，唯有堅守初心、追求實質正義，才能在執業道路上走得更遠、更穩。

這或許就是這場官司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——不僅是一個扭轉危局的典型案例，更是一種解決問題的中國智慧，一種堅守正義的法律信念。而這些，將繼續指引我們在跨境商事爭議解決的道路上，步履堅定地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