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《人民檢察院行刑反向銜接工作指引》（下稱《指引》）落地，“一要件說”成為當前行刑反向銜接的核心原則——只要存在行政制裁的必要，即便刑事案件終結，涉案行為仍可能被移送行政機關處理。這一變化打破“刑事免責即行政免責”的傳統認知，對刑辯工作提出全新要求：辯護不能只盯著“如何幫當事人出罪”，更要提前預判“是否會觸發行政追責”，需要通過行刑協同的策略，化解刑事風險，規避不必要的行政責任。結合《刑事訴訟法》《行政處罰法》及辦案經驗，筆者從辯護思路重構、實務操作落地兩個層面，梳理全流程應對要點。

   1     行刑反向銜接給辯護工作帶來的核心挑戰

理解銜接機制的運作邏輯，是制定有效辯護策略的前提。當前辯護工作需直面兩個核心矛盾，這些矛盾也是實務中當事人“出刑又入行”的主要原因。

一方面，刑事出罪與行政追責的聯動風險。根據《指引》確立的“一要件說”，刑事程序中的無罪判決、不起訴決定，僅代表不追究刑事責任，不意味著行政責任的免除（《行政處罰法》第27條）。比如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，當事人因“犯罪情節輕微”被相對不起訴后，稅務機關直接依據檢察機關移送的刑事證據（資金流水、訊問筆錄），依據《發票管理辦法》第35條作出罰款處罰。這就要求辯護不能止步于刑事程序結束，必須在辯護初期就預判行政機關可能援引的法律依據、證據材料，避免“刑事程序贏了，行政責任來了”的被動局面。

另一方面，檢察意見的剛性約束與辯護空間的博弈。檢察機關制發的《檢察意見書》是行政機關啟動處罰的關鍵依據，且《指引》第20條明確要求行政機關90日內書面回復處理結果，實務中行政機關對檢察意見的采納率極高。例如串通投標案中，檢察機關若以“破壞市場競爭秩序”為由建議行政處罰，行政機關通常會同步作出“罰款+禁止參與投標”的組合處罰。辯護的關鍵窗口期，在于檢察意見制發前，如何通過有效論證，讓檢察機關作出“不提出檢察意見”的決定，從源頭阻斷行政銜接。

應對反向銜接，辯護需徹底轉變思路，在刑事程序的每個環節嵌入行政責任規避的考量，形成“刑事風險化解+行政責任阻斷”的雙軌策略。

（一）刑事辯護階段：證據與程序的雙重兼顧

在刑事辯護中，不僅要圍繞“罪與非罪”展開，更要同步考慮證據是否符合行政程序要求、理由是否能排除行政追責可能。

一方面，重點收集“無行政處罰必要”的核心證據。依據《指引》第9條，“初次違法且危害輕微并及時改正”“主動消除危害后果”“超過行政處罰時效”（一般2年，涉生命健康、金融安全5年）的案件，檢察機關可不予提出檢察意見。辯護時，需針對性固定證據：涉企案件可提交企業整改報告、行業協會出具的合規證明，論證“違法行為已通過內控機制糾正”；個人案件則要固定“主動退贓、獲得被害人諒解”的憑證（如退贓轉賬記錄、和解協議），符合《行政處罰法》第32條“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”的情形；若違法行為已過時效，需及時向檢察機關提交時效計算依據，比如違法行為終了時間、行政機關首次發現時間的證據，直接阻斷銜接可能。

另一方面，重點兼顧行政處罰的程序標準。刑事證據（如訊問筆錄、電子數據）可能被行政機關直接轉化為處罰依據（《行政處罰法》第四十六條），辯護時需同步審查證據的行政合法性。比如對言詞證據，若存在“未告知權利”“同步錄音錄像不完整”等問題，不僅要在刑事程序中主張排除，還要向檢察機關說明“該證據不符合行政調查程序要求”，避免其成為行政處罰的依據；對涉案資金，要區分“刑事違法所得”與“行政違法所得”，涉稅案件中，可協助當事人將刑事追繳的“違法所得”定性為“應繳稅款”，移交稅務機關沖抵，避免再被行政罰款。

（二）不起訴環節：阻斷行政銜接的關鍵動作

《指引》第9條、第10條對檢察院“可以不提出檢察意見”和“應當不提出檢察意見”做了明確規定，除第9條第5項、第6項外，其余情形與《行政處罰法》第30條（對未成年人的行政處罰）、第31條（對精神病人、智力殘疾人的行政處罰）、第32條（應當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）、第33條（情節輕微、無主觀過錯）、第36條（時效二年）規定的可以不罰、應當不罰情形基本對應，故《指引》第9條第5項、第6項規定的“已經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、賠禮道歉、賠償損失的”“當事人達成刑事和解，或情節輕微并獲得被害人諒解的”成為不起訴階段化解行政處罰的獨有突破口，被不起訴人在酌定和解方案時，應充分考慮被害人諒解對刑事責任、行政責任的雙重影響，辯護律師需抓住“檢察意見制發前”的黃金期，通過三項核心動作規避行政責任。

第一，推動“非刑罰處罰”替代行政處罰。根據《刑法》第37條，相對不起訴案件可適用訓誡、責令賠禮道歉、賠償損失等非刑罰措施，這類措施屬于刑事責任范疇，可替代行政制裁。辯護時，可建議檢察機關：組織當事人與被害人達成刑事和解，簽署《賠償協議》并即時履行，由檢察機關在不起訴決定中載明“已通過非刑罰措施承擔責任”；對涉企案件，推動當事人提交《合規承諾書》，明確“已建立風險防控機制杜絕同類行為”，以此論證“無需再通過行政處罰懲戒”。

第二，精準溝通“不提出檢察意見”的理由。針對檢察機關關注的“可處罰性”審查，辯護需圍繞“違法性”“有責性”展開針對性說理。比如當事人系未成年人、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，可提交身份證明、醫學診斷報告，依據《行政處罰法》第30條、第31條，論證“無行政責任能力”；若行政機關已先行作出警告、責令整改等處罰，需提交行政處罰決定書，主張“一事不再罰”（《行政處罰法》第29條），避免重復處罰。

第三，協助當事人履行“先行整改義務”。《行政處罰法》第28條規定：“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時，應當責令當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。”如當事人未及時整改，行政機關會以此為由啟動行政處罰程序。辯護可協助當事人提前完成整改：涉生態環境案件，組織當事人開展生態修復（如補種樹木、繳納生態補償金），由第三方機構出具《修復評估報告》；涉食品藥品案件，督促當事人召回問題產品、銷毀涉案物品，提交《整改驗收證明》，為檢察機關不制發檢察意見提供扎實依據。

（三）行政銜接階段：延伸辯護的實操要點

若案件已移送行政機關，辯護需延伸至行政程序，通過兩項關鍵動作降低責任風險。

一是對行政機關的處罰依據提出抗辯。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》對行政機關收集證據作了諸多合規性要求，刑事偵查階段收集證據在滿足刑事合規的基礎上（如證據法定原則、非法證據排除規則、自白任意規則等），還應參照前述規定對移送證據在提供要求、取證程序、對質辨認等方面進行核查。

二是推動“處罰減免”的協商機制。對確需行政處罰的案件，辯護可協助當事人與行政機關協商減免：財產罰方面，若當事人已在刑事程序中繳納罰金，提交罰金繳納憑證，依據《行政處罰法》第35條主張“罰款折抵罰金”；行為罰（如“禁止參與投標”）方面，可提交當事人“行業貢獻證明”“無再犯風險承諾”，協商縮短處罰期限，降低對當事人生產經營、個人發展的影響。

辯護效果的落地，離不開對細節的把控，尤其是在與檢察機關、行政機關的溝通，以及程序監督上。

與檢察機關溝通時，要把握“時機+內容”的雙重關鍵。時機上，要在刑事檢察部門擬作出不起訴意見后、行政檢察部門審查前介入，此時檢察機關尚未啟動銜接程序，論證空間最大；內容上，要以“書面意見+附件”形式呈現，核心圍繞“無行政處罰必要”，附件需包含證據清單（如整改材料、和解協議），避免口頭溝通的模糊性。對重大案件，可申請檢察機關組織聽證，邀請行政機關列席，當面闡述“刑事已追責、行政無必要”的理由，爭取共識。

協助當事人應對行政調查時，要指導其規范陳述、精準提交材料。陳述環節，告知當事人“僅圍繞行政機關調查的事實展開，不提及刑事程序中未認定的內容”，避免因表述不當增加責任風險；材料提交環節，要先行審查，剔除可能加重責任的內容，比如當事人在刑事程序中的不實供述，需提前說明“該供述因證據不足未被刑事采信，不應作為行政處罰依據”。

 結  語 

行刑反向銜接的深入推進，要求刑辯律師具備“行刑一體化”的思維，從“只辦刑事案件”轉向“兼顧刑事與行政風險”。辯護的核心，在于以“過罰相當”為原則，以“證據協同”為基礎，在刑事程序中提前嵌入行政責任規避的考量，在行政銜接中精準抗辯，最終實現“既幫當事人出刑，又不讓當事人入行”的目標。這不僅是對律師專業能力的考驗，更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、推動法治協同治理的必然要求。

（作者：湯偉佳  蔡敬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