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：財富傳承的迫切性與遺囑信托的興起
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進程加速和高凈值人群規模的擴大，財富傳承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議題。根據招商銀行發布的《202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》顯示，超過70%的高凈值家庭面臨代際財富轉移問題，而傳統的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因缺乏靈活性、長期規劃性和風險隔離功能，難以滿足復雜需求。遺囑信托作為一種“生前規劃、身后生效”的法律工具，憑借其獨特的制度優勢，逐漸成為財富傳承的核心工具之一。
然而，我國遺囑信托的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。截至2023年底，全國登記在冊的遺囑信托案例不足百例，業務規模僅占財富管理服務信托市場的0.02% ① 。這一現象的背后，既折射出法律制度的滯后性，也暴露出實務操作中的多重障礙。
1 案例解析：中國遺囑信托第一案 ②
（一）案情回顧
1. 當事人關系及背景
被繼承人李某明經歷兩段婚姻，第一段與李某莉育有女兒李某，第二段與欽某某育有李某今、李某佳（夭折）。李甲、李乙、李丙是其兄弟姐妹。2015年8月11日，李某明去世。其生前留有遺囑，對名下房產、股票、理財產品等遺產進行了安排，但各方圍繞該遺囑產生了爭議。現任妻子欽某某主張李某明名下財產為夫妻共同財產，應當先進行夫妻財產分割再行繼承，二女兒主張遺囑實際上無法執行，應按照法定繼承來處理遺產。
李某明擁有元普投資（月月盈）500萬元由招商證券托管、上海銀行易精靈及招商證券約500萬元資產，還有三處房產。財產處理上，要求在上海購約650萬元房產傳下一代且不得售，現有三套房產可售，所得并入“李某明家族基金會”，不售則收租，剩余款項及售房款約1400萬元成立“基金會”管理。財產使用上，規定欽某某和李某今每月領1萬元生活費、醫療費全報，李某今國內學費全報；欽某某、李甲、李乙、李丙每年各領1萬元管理費，妻兒及三兄妹醫療費自費部分報一半。
3. 爭議焦點及裁判依據
爭議焦點為遺囑效力及理解執行方式。從繼承法看，遺囑為自書遺囑，符合要件且無無效情形，故有效。從信托法看，信托目的合法，遺囑明確信托相關要素，是有效信托文件。對于“基金會”，法院認定李某明真實意思是遺囑設立信托而非成立實體基金會。受托人資格方面，欽某某一審拒任、二審又申請，因違背誠信原則不宜擔任。
4. 法院審理過程及結果
一審靜安區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（2017）滬0106民初33419號判決（該判決未公示），確認李某明2015年8月1日自書遺囑設立的信托有效，指定李甲、李乙、李丙為受托人，屬于典型的非營業信托。部分當事人上訴后，上海二中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（2019）滬02民終1307號判決，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該案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與實踐影響。作為中國首例可從公開渠道獲取的遺囑家族信托司法案例，其充分體現了對遺囑人真實意愿的尊重，著重強調了受托人應履行的信義義務。
（二）核心問題——普通遺囑為何難以解決復雜傳承需求？
1. 財產管理和持續分配問題
在該案中，李某明的遺產包括多種類型，如元普投資、上海銀行易精靈及招商證券的資產、多處房產等，李某明希望成立“家族基金會”對上述遺產進行管理，以實現家族財富的傳承。而普通遺囑往往只是簡單地對財產進行分配，難以對這些復雜的財產進行長期有效的管理和持續的分配安排。
李某明的遺囑中有特殊目的，如在上海購買房產只傳承給下一代且永久不得出售，現有房產可出售或收租并入“基金會”等。普通遺囑通常僅表述財產歸屬，不具備實現這類特殊目的的有效機制，無法確保這些特定的安排能夠得到切實執行。
李某明家庭關系復雜，經歷兩段婚姻，有多個子女及兄弟姐妹。普通遺囑在處理這種復雜家庭關系時，容易引發爭議和矛盾，難以平衡各方利益。
根據上海靜安區人民法院(2020)滬0106民初30894號判決書顯示，該信托最終因受托人管理失職（未設立獨立賬戶、擅自處置房產）造成了受益人矛盾激化。據該案代理律師披露，各方于2025年1月達成和解協議終止信托，遺產按法定繼承分配。
案涉信托慘淡收場的原因本質上是非營業信托內生缺陷的集中爆發，暴露了非營業信托的典型問題：受托人專業性不足、監管機制缺失、利益沖突難以調和。相較之下，若該信托選擇由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（營業信托），則可能通過制度設計規避上述風險。
營業信托的受托人（信托公司）需具備金融牌照，其專業化管理能力主要體現為：
《信托公司管理辦法》第8條明確要求信托公司董事、高管需具備金融從業資格及風險控制經驗。信托公司設有投資、法務、風控等專業團隊，通過分工協作規避個人決策偏差。
信托公司設立項目立項、盡職調查、投決會審議三級審批機制，避免自然人受托人“拍腦袋決策”。
營業信托受金融監管局、人民銀行、行業協會三重監管，形成“事前準入—事中監控—事后追責”的閉環體系：
信托公司注冊資本最低3億元，且需滿足凈資本/風險資本≥100%、凈資本/凈資產≥40%的剛性指標。嚴禁開展非標資金池、多層嵌套等高風險業務。
信托公司需按季度向受益人披露財產管理報告，而自然人受托人無此強制要求。信托登記系統（中國信登）實時監控信托財產流向，防止資金挪用。
信托公司憑借金融牌照優勢，可靈活運用多元工具提升財產收益與服務能力：
①標準化資產：參與股票、債券、公募基金等公開市場交易，例如某家族信托通過科創板戰略配售獲配寧德時代股份，3年收益率超300%。
②另類資產配置：投資私募股權、藝術品、碳排放權等，分散風險并捕捉超額收益。
營業信托通過預設規則與外部干預機制，避免因糾紛導致信托終止：
信托公司可依據《信托公司治理指引》啟動內部問責，如某信托項目經理違規投資非標資產被停職，由合規團隊接管項目。金融監管局可責令問題信托公司改組董事會或引入接管組
權益受損的委托人向銀行業糾紛調解中心申請調解。此外，法院對信托公司采取“舉證責任倒置”（《九民紀要》第94條），要求其自證履職合規性。
信托公司破產概率極低（2001年至今，僅2家信托公司被接管），而自然人受托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將直接威脅信托存續。
2 遺囑信托的核心價值：解決四大傳承痛點
遺囑信托的設立同時受《民法典》和《信托法》約束。《民法典》第1133條明確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托，而《信托法》第8條確認了遺囑信托的合法性。這種雙重法律框架為財產管理的延續性提供了制度保障，確保信托財產在委托人去世后仍能按照其意愿長期運作。
信托財產具有獨立性，既不屬于委托人、受托人，也不屬于受益人。這一特性使信托財產免受委托人債務、受托人破產或受益人個人債務的影響，確保財產管理的連續性和安全性。
遺囑信托允許委托人設定多階段分配條件（如受益人成年、結婚等），避免一次性分配導致的揮霍風險。例如，可為未成年子女設立教育基金，或為殘障家庭成員提供長期生活保障。
受托人通常為信托公司或專業機構，其通過投資組合管理、稅務籌劃等手段實現財產保值增值。相較于傳統遺囑繼承中繼承人直接獲得財產所有權，專業管理更能應對市場波動和長期需求。
委托人可在生前隨時變更或撤銷信托條款，確保財產管理策略與家庭需求同步調整。例如，新增家庭成員時，可通過修改信托文件調整受益權分配。
（二）稅務籌劃的潛在空間：規避未來遺產稅與贈與稅風險
盡管目前我國尚未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，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已提出研究遺贈稅的必要性。遺囑信托通過資產所有權轉移至信托而非直接繼承的方式，可規避未來可能出現的遺產稅稅基計算。
國際經驗顯示，遺囑信托可通過分階段分配收益充分利用年度免稅額度。例如，美國案例中，將資產收益分多年度分配給多個受益人，可避免一次性繼承導致的累進稅率攀升。我國若開征遺產稅，類似設計可能降低整體稅負。
根據OECD國家經驗，贈與稅常作為遺產稅補充以防止生前轉移避稅。遺囑信托通過生前規劃與身后管理的結合，可減少因生前贈與行為產生的稅務爭議（信托財產在委托人生前不轉移所有權，規避贈與稅觸發條件）。
信托財產獨立于委托人、受托人及受益人個人財產，形成法律上的“防火墻”。這一特性使得信托財產在委托人去世后無需立即分割，從而可能延遲稅務觸發時點。
遺囑信托允許受托人選擇性分配收益，利用不同受益人的邊際稅率差異節稅。例如，將收益分配給低稅率家庭成員（如未成年子女或低收入親屬），整體稅負可顯著降低。我國若引入累進遺產稅制，此類操作將更具價值。
信托的持續性支持多代傳承規劃。例如，通過設定孫輩為最終受益人，可避免每代繼承時重復征稅，對比直接繼承模式可累計減少40%-60%稅負。
（三）特殊目的的實現：未成年人、非婚生子女及家族企業的保護
1. 未成年人保護
（1）規避直接繼承風險
未成年人因缺乏財產管理能力，直接繼承易引發揮霍或監護人濫用問題。遺囑信托通過受托人專業管理，可定期支付教育、醫療等費用，并設定成年后逐步釋放財產的條件。例如，可約定受益人年滿25歲后方可支配本金，確保資金用于長期發展。
①監護人制衡：指定獨立監護人與信托受托人分權，防止監護人侵吞財產。
②動態調整條款：根據受益人成長階段調整分配方案，如大學階段增加教育金比例。
③風險隔離：信托財產不受監護人債務影響，保障未成年人權益。
非婚生子女雖享有法定繼承權，但可能因遺囑未明確或家庭排斥無法實際取得財產。遺囑信托可直接指定其作為受益人，繞過繼承糾紛。例如，某案例中委托人通過遺囑信托將房產收益定向分配給非婚生子女，規避了婚生子女的反對。
信托的私密性可避免非婚生子女身份公開，減少社會歧視。同時，信托條款可設定保密義務，限制受益人信息泄露。
通過設定階段性支付條款（如結婚、創業時提供資金），彌補非婚生子女在家庭資源獲取中的劣勢。
傳統繼承易導致股權分散，而遺囑信托可將股權整體轉移至信托，由受托人統一行使表決權，避免家族內斗或外部資本介入。例如，某家族企業通過遺囑信托將51%股權鎖定，確保經營決策權穩定。
①所有權：歸屬信托，避免因婚姻變動或債務影響股權結構。
②經營權：委托職業經理人或指定家族成員管理，實現專業化運營。
③收益權：家族成員按約定比例分配紅利，平衡利益訴求。
根據《信托法》及司法實踐，信托財產的獨立性是風險隔離的核心基礎，具體體現在以下層面：
《信托法》第15條規定，信托財產與委托人未設立信托的其他財產相區別。這意味著信托財產一旦設立，即從委托人的責任財產中分離，不再屬于其個人資產。若委托人發生債務危機或破產，債權人原則上不能對信托財產主張權利。即使委托人死亡，信托財產也不屬于遺產或清算財產（除非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）。
例外情形：僅當設立信托前債權人已對該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（如抵押權），或信托設立損害債權人利益（可被撤銷）時，債權人方可追索。
《信托法》第16條明確信托財產不得歸入受托人的固有財產。受托人破產或債務糾紛時，信托財產不受其個人債權人追索。在實務中，要求受托人需對信托財產單獨管理、分別記賬，防止與固有財產混同。
受益人僅享有信托利益的分配權，信托財產本身不屬于受益人，其債權人不得直接追索信托財產。如遺囑信托的受益人若負債，其債權人僅能主張受益權（如信托收益），而非信托財產本身。
信托財產的獨立性通過法律條款直接限制了債權人追索的可能途徑：
《信托法》第17條列舉了可執行信托財產的四種例外情形，包括設立前已存在的優先債權、受托人管理信托產生的債務、稅款及法律規定的情形。除此之外，再無任何方式可以突破信托的隔離進行強制執行。
若委托人惡意設立信托逃避債務，債權人可依據《信托法》第12條申請撤銷信托。但此撤銷權需在債權人知情后1年內行使（撤銷權系形成權，不會發生任何中止、中斷），且需證明信托設立時已存在損害。
信托財產在存續期間（可能跨越數代）始終保持獨立性，避免因受益人債務問題導致財產流失。例如，禁止揮霍信托可進一步限制受益權轉讓，強化隔離效果。
3 現實挑戰與法律應對策略
①法律依據與實務脫節：根據《信托法》第10條，需辦理登記的財產設立信托時應進行信托登記，但實務中缺乏具體操作細則。例如，房產、股權轉移需按《民法典》完成物權變動登記，但信托登記程序長期缺位，導致信托財產獨立性無法通過登記公示。
②雙重登記困境：就不動產信托而言，委托人需先辦理所有權轉移至受托人的物權登記（視為交易過戶），再辦理信托關系登記。但后者缺乏制度支持，導致信托財產無法區別于受托人固有財產，削弱資產隔離功能。2024年北京試點，雖明確不動產信托登記流程，但僅限本地信托機構，且未解決稅負問題（如轉移登記可能觸發契稅、增值稅等）。就股權信托而言，股權信托需完成工商變更登記，但《公司法》未明確信托持股的法律地位，實務中可能被認定為“代持”，喪失風險隔離功能。
①重復征稅問題：現行稅法未區分信托財產轉移與普通交易。例如，房產裝入信托時需繳納契稅（3%-5%）、增值稅（5%）、個人所得稅（20%），信托終止時受益人再次繼承需重復征稅，綜合稅負可能超過資產價值的20%。
②計稅依據爭議：稅務機關通常以市場評估價（而非成本價）核定非現金資產轉讓價值，導致委托人需承擔高額即期稅負，抑制資產置入意愿。
模式一（信托+專項計劃）：委托人將資產注入SPV公司，再以SPV股權設立信托，規避直接過戶稅費。例如，物業費ABS項目中，通過“專項計劃+信托計劃”重構現金流。
模式二（債權信托化）：將房產/股權轉化為債權資產后設立信托。例如，通過過橋貸款形成債權，再以債權作為信托財產，避免直接轉移物權。
在委托人生前通過合同信托完成房產、股權轉移，遺囑中僅約定剩余財產分配，避免死后轉移的登記難題。
①強化信托文件約定：在股權信托協議中明確受托人權限（如參與公司決策）、信托目的（如家族財富傳承）、受益人權利范圍，以符合司法認定標準。
②設立保護人機制：引入第三方保護人監督受托人行為，平衡信托財產獨立性與委托人控制權需求，降低監管對“名實分離”的顧慮。
①離岸信托架構：在開曼、BVI等法域設立信托，利用其非交易性過戶規則及稅收優惠（如零資本利得稅）持有境內資產。例如，通過“紅籌架構”將境內公司股權轉移至離岸SPV，再設立信托。
②嵌套式信托設計：境內信托持有離岸公司股權，間接控制房產/股權資產，避免直接登記沖突。需注意外匯管制風險（如ODI備案合規性）。
根據《信托法》第25條，受托人需為受益人最大利益處理信托事務，但“最大利益”缺乏量化標準。例如，在投資決策中，如何界定“謹慎管理”與“合理風險”的界限存在爭議。司法實踐中，法院通常依據信托合同約定及行業慣例進行判斷，但不同案件裁判標準不一，導致受托人履職時缺乏明確指引。
盡管《信托法》要求受托人將信托財產與固有財產分別管理，但實際操作中，資金混同、賬戶管理不規范等問題頻發。例如，英大信托違規利用SPV結構掩蓋底層資產問題，導致信托財產損失。同時，信息披露不完整、不及時（如未披露底層資產真實投向）進一步削弱了委托人的監督能力。
我國信托業曾長期面臨分業監管導致的“監管空白”，例如證券類信托產品由證監會監管，而信托公司主體由原銀監會監管，規則銜接不暢。盡管當前已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統一監管，但穿透底層資產、核查關聯交易等環節仍存在技術障礙。中國信托業協會的“短劍”評級體系（CRIS）雖涵蓋風險管理能力指標，但缺乏對受托人具體履職行為的動態監測。此外，信托登記公司雖承擔信息登記職能，但對違規行為的預警和干預能力有限。
信托公司常因盡職調查不充分（如未核實融資方資質或底層資產真實性）導致投資失敗。
部分受托人在風險暴露后怠于采取處置措施，例如未及時平倉止損或未啟動風險預案，導致損失擴大。
委托人需證明受托人存在“重大過失”或“故意不當行為”方可追責，但信托財產管理信息多由受托人掌握，委托人舉證困難。
司法實踐中，法院通常根據過錯程度按比例判決賠償，但如何量化“過錯”與“損失”的因果關系仍存爭議。
投資范圍與禁止行為（如禁止關聯交易、杠桿比例上限）；
違約責任的量化標準（如按損失金額的20%-50%計賠）。
利用《民事訴訟法》第112條規定的“書證提出命令”，在主張受托人未履行適當性義務或信息披露義務時，可申請法院責令其提供相關文件。
參考英國判例法，將“受托人是否以合理技能與謹慎行事”作為裁判核心，綜合考慮行業慣例、市場環境等因素。
借鑒美國SEC的“合規承諾”（Compliance Undertaking），要求受托人在項目立項時提交合規計劃，并接受第三方審計。
①法系對立：中國屬大陸法系，強調物權法定和登記生效原則；而英美法系（如美國、香港）以信托制度為核心，允許更靈活的財產權分割（如普通法所有權與衡平法受益權分離）。例如，中國《信托法》要求信托財產登記生效（第10條），而英美法系信托無需登記即成立。
②遺囑信托生效要件沖突：中國《信托法》第8條規定遺囑信托需受托人承諾方可成立，而《民法典》繼承編將遺囑視為單方法律行為，兩者存在邏輯矛盾。若受托人拒絕接受委托，遺囑信托可能無效，違背委托人意愿。
①不動產與動產分割處理：根據《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》，跨境繼承中不動產適用所在地法，動產適用被繼承人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。但遺囑信托可能涉及多法域資產，導致同一信托需適用不同國家法律，增加執行難度。
②外匯管制與資產轉移限制：外籍人士繼承境內資產可能受《外匯管理條例》限制，資金匯出需審批，與境外信托的自由流轉需求沖突。
①分拆信托結構：針對不同法域資產分別設立境內、外信托。例如，境內不動產通過遺囑信托直接處分，境外資產通過離岸信托管理。
②選擇準據法與管轄法院：在信托文件中明確約定適用法律（如香港法）及爭議解決地（如新加坡仲裁），規避中國法的登記障礙。
①預登記制度探索：與公證機構合作，在遺囑生效前完成信托財產預登記，避免效力爭議。
②利用自貿區政策：在海南自貿港等試點區域，嘗試對接《海牙信托公約》規則，簡化跨境信托登記流程。
5 遺囑信托定制服務全流程
律師通過標準化溝通流程了解委托人核心訴求，包括財產規模、受益人結構、分配條件等。重點確認是否存在跨境資產、特殊受益人（如胎兒或非婚生子女）及稅務籌劃需求。
（1）對委托人身份、婚姻狀況、財產來源進行核查，要求出具書面聲明防范洗錢風險。
（2）審查財產權屬是否清晰（如不動產需完成產權登記），確認是否存在共有人或權利限制。
（3）提示遺囑信托的“死因行為”特性：信托生效后不可撤銷（除非遺囑中保留變更條款），需提前規劃財產流動性及管理方式。
（1）區分現金、股權、不動產等資產類型，設計差異化管理方案。例如，股權需明確表決權歸屬，不動產需規劃過戶登記路徑及稅費成本。
（2）結合《信托法》要求，確保信托財產具有確定性，排除權屬爭議資產。
（1）設計分層受益人結構（如優先受益人、剩余受益人），設定觸發分配條件（如學業成就、年齡限制）或自由裁量條款。
（2）特殊情況下需嵌入保護條款：例如受益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時，可設立監察人監督資金使用。
（1）若涉及境外資產，需選擇適用法律并協調財產所在地的登記要求。
（2）提示“反永久權規則”（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）差異：部分法域限制信托存續期限，需匹配委托人長期傳承目標。
（1）遺囑形式：采用《民法典》認可的書面形式（自書、代書或公證遺囑），確保見證人資格合規（排除繼承人及利害關系人）。
（2）信托條款：依據《信托法》第9條列明信托目的、財產范圍、管理方法及終止條件，避免模糊表述引發爭議。
辦理信托財產登記：不動產需過戶至受托人名下并標注“信托財產”，股權需工商變更登記，以實現破產隔離效力。
優先選擇公證遺囑以降低效力爭議風險，公證機構需核查委托人精神狀態及意思表示真實性。
同時，向監管部門備案信托文件（如涉及營業信托），確保合規性。
委托人離世后，遺產管理人將財產轉移至受托人，完成清算與登記手續。律師需協助處理非交易性過戶的稅費優化。
（1）內部監督：設立信托委員會或監察人，定期審查財務報告及分配記錄。
（2）外部監督：法院可介入解釋條款或變更受托人，尤其在受益人利益受損時。
（1）保留信托變更機制（如受益人增減、管理策略調整），需經多數受益人同意或法院裁定。
（2）提前約定仲裁條款，避免跨境執行中的管轄沖突。
按約定事由（如期限屆滿、目的達成）或法定事由（如受益人放棄權益）啟動終止程序。
受托人編制清算報告，經審計后分配剩余財產。涉及跨境資產時，需協調多國稅務申報。
注 釋
② 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（2019）滬02民終1307號判決書
（作者：黎莎莎 郝屹）
